进入记者提问环节，一位男记者率先起身，语气尖锐。

他推了推眼镜，“陈总，您的护盾声称能够通过生理数据预警心理健康风险，概念十分感人。”

“但我们收到爆料称，您这套核心算法和5年前斯坦福实验室的一篇，未发表论文草稿高度相似。而该研究室的华人博士秦围恰好在三年前离职。”

他点击平板上的资料，“请问您如何解释？是否这又是一个包装精美的资本故事，利用抑郁症这个社会痛点来掩盖技术原罪呢。”

现场顿时一片哗然，窃窃私语声不绝于耳。

是的，如果整体的创意都是剽窃，那么护盾再好也不过是一块巧克力味儿的大便。

我平静地看向记者，视线扫过邱玉轩。

从记者召开会开始，他就一直表现的惴惴不安。

我想要笑笑，却无法做到。

大屏幕聚焦在我脸上的，近乎悲悯的神色。

我挥手让工作人员调出一张照片，上面是少女时期的我和我的母亲，陈岚女士。

“您提到的那篇论文草稿。它的初稿，曾安静的躺在我母亲的书桌上。”

“我的母亲，陈岚教授。那篇论文的草稿指导教授，就是她。而秦围博士，是她的学生。”

这位男记者声音陡然拔高，更显咄咄逼人。

“这更能说明问题，您母亲的研究为何成为您公司的产品？这是否属于未经授权的家庭内部技术转移？”

我喉头滚动，还是尽量平静道。

“我的母亲于7年前去世，官方死因是突发心梗。但我知道，她真正的死因，是因为那未被察觉的抑郁症。”

“全家人都未曾发现，母亲掩藏在乐观下的悲怆。”

“直到她离开，我整理她的遗物。才看到那些被掩盖的病历、日记。”

“还有你所谓的草稿，它不是什么成熟的商业蓝图。那只是一个科学家在痛苦中，试图抓住的最后一丝理性的光亮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