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有什么本质区别吗？”他问。

“有。”我的声音坚定起来，“区别在于，‘焊线疲劳’这个术语的背后，指向的是一个特定的技术失效模型，而这个模型，与贵公司之前收购的一家子公司所持有的专利壁垒紧密相关。但这个专利，贵公司法务部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它与我们这个项目的潜在关联。”

我顿了顿，看着他愈发严肃的表情，抛出了我的结论。

“如果在这里，我用了另一个词，合同的模糊性就会为未来埋下巨大的隐患。一旦我们中方母公司旗下的另一家材料公司，在未来就这项关联专利提起诉讼，根据合同文本，你们很可能会因为这个词的偏差，额外多付出上千万，甚至近亿美元的专利授权费。”

我说完，整个咖啡馆仿佛都安静了下来。

彼得森先生的表情，从最初的审视，变为惊讶，最后定格在一种深深的震惊之中。

他拿起那份文件，仔—细地、反复地看着我圈出的那个词，以及我附在后面的简短分析。

他的手指，甚至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击着，显示出内心的极不平静。

他沉默了足足有五分钟。

这五分钟里，我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是安静地端起咖啡，轻轻抿了一口。

咖啡的苦涩在舌尖蔓延，但我的心里，却前所未有的平静。

我知道，我已经赢了。

终于，他抬起头，那双蓝色的眼睛里，震惊已经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、带着极高赞赏和尊重的光芒。

“他们解雇你，不是因为你的能力，而是因为别的原因。”

这一次，他用的不是疑问句，而是肯定句。

他彻底明白了。

我微微一笑，将问题抛了回去。

“彼得森先生，我的价值，取决于您认为我值多少。”

我不再是被动等待审判的弃子。

从这一刻起，我成了能够定义自己价值，并且让对方心甘情愿买单的操盘手。

04

三天后，中断的会议在我的前公司——“华译通”的极力斡旋下，终于重启了。

刘伟明没有出现在会议上。

取而代之的，是公司CEO王总那张写满谦卑和歉意的脸。

当然，他也带来了新的翻译。

一个看起来刚毕业，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年轻人。

会议开始前，我收到了彼得森先生的另一封邮件。

他邀请我以“静音观察员”的身份，进入这场会议。

他说：“江小姐，我们需要一个公正的耳朵。”

我心领神会。

我接受了邀请，我的头像，是一个小小的、黑色的方块，沉默地待在几十个亮着的头像角落里，毫不起眼。

会议开始了。

王总先是发表了一通长达十分钟的、充满悔恨的道歉，姿态放得极低，就差隔着屏幕土下座了。